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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托新出《杨思齐墓志》《司马逸客墓志》等史料，重新审视唐朝陇右诸军大使到节度使体制的演变。杨思齐系目前所见首任陇右诸军大使，任职早于传统文献所载娄师德。自长寿元年(692)杨思齐始，至长安二年(702)郭元振任内，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逐步完成了对陇右道军事力量的整合。长安二年之后，朝廷为制衡郭元振权力，先以司马逸客出镇兰州，分割陇右防区；继而在“陇右诸军州大使”向“陇右诸军州节度大使”的职衔变革中，开启陇右分治进程。景云元年(710)驻节凉州的“陇右诸军州节度大使”更名“河西诸军州节度大使”。同时，鄯州取代兰州地位并承袭“陇右诸军州节度大使”职衔，标志着凉州、鄯州双核心军政格局在西北的最终确立。这一清晰发展轨迹，为论证陇右道乃唐朝节度使体制原发之地提供了关键性的逻辑链条与实证支撑。
Abstract：Drawing on newly discovered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epitaphs of Yang Siqi and Sima Yike,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from the " Grand Commissioner of the Various Armies of Longyou"(Longyou zhujun dashi陇右诸军大使) to the jiedushi(节度使) system.Yang Siqi is identified as the earliest known Grand Commissioner of the Various Armies of Longyou,serving earlier than to Lou Shide as recorded in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From the tenure of Yang Siqi beginning in the 1st year of the Changshou(长寿) era(692) to that of Guo Yuanzhen in the 2nd year of the Chang'an era(702),the Grand Commissioner of the Various Prefectures and Armies of Longyou gradually integrated the military forces of the Longyou Circuit.After 702,to counterbalance Guo Yuanzhen's power,the imperial court first dispatched Sima Yike to station in Lanzhou to divide the Longyou defence zone.Subsequently,during the titular transition from the " Grand Commissioner of the Various Prefectures and Armies of Longyou" to the " Grand Jiedu Commissioner of the Various Prefectures and Armies of Longyou",th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within the Longyou region began.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Jingyun(景云) era(710),the " Grand Jiedu Commissioner of the Various Prefectures and Armies of Longyou" stationed in Liangzhou was renamed the " Grand Jiedu Commissioner of the Various Prefectures and Armies of Hexi".Simultaneously,Shanzhou replaced Lanzhou's status and inherited the title of "Grand Jiedu Commissioner of the Various Prefectures and Armies of Longyou",marking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of the dual-core military-political structure of Liangzhou and Shanzhou in the northwest.This clear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provides the vital logical and empirical supports for envisioning the Longyou Circuit as the birthplace of the jiedushi system of Tang dynasty.
(1)菊池英夫认为行军长驻及镇戍能力不足催生了军镇制度这一新体系。[日]菊池英夫:《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东洋学报》第44卷第2号,1961年,第54～56页;王小甫将王孝杰的武威军视为唐朝在西域行军至镇军制度转变的开始。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17～128页;荣新江认为长寿元年后西域军事体制开始军镇化。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年第3期,第58～59页;孟宪实总结出于阗军政体制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过程,将长寿元年安西四镇进驻三万汉兵视为军镇化的重要节点。孟宪实:《于阗: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21～122页;孙继民提出仪凤年间至武周末是行军与镇军交叉并存的时期。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9～15页;刘子凡认为唐朝前期“行军体系和镇戍体系”的相互融合中形成军镇。刘子凡:《唐代军镇体制沿革研究》,《历史研究》2024年第8期,第47页。
(2)孟宪实:《唐初前期的使职问题研究》,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0页。
(3)陈国灿:《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第16～22页;孟宪实:《于阗镇守军及使府主要职官——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品为中心》,《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第1～8页。
(4)阎步克:《从“技术原理”看传统官制的“组织二重性”》,《中古中国的多元传统系列讲座(4)》,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24年8月25日。
(5)目前最早关于“诸军大使”的说法见于北魏《杨昱墓志》,这也是唐高宗武后之前的唯一记载。杨昱“寻兼侍中、持节催关右诸军大使,除泾州刺史”。但是细绎此职,“关右诸军大使”之前有“催”字,杨昱应是以泾州刺史职负责催促监督关右诸军行军,与我们讨论的高宗武后之后出现的带有镇守色彩的“诸军大使”性质并不一致。参见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第142页。
(6)刘安志:《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9～67页。后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5页。
(7)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篇《论唐代的变化》,中华书局,2011年,第413页。
(8)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79年,第113页。
(9)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第51～52页。后收入氏著:《论唐代前期河西地域都督府政区的兴废》,《隋唐北疆史地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第236页。
(10)刘安志:《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9～67页。后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3页。
(11)罗凯:《隋唐政治地理格局研究——以高层政治区为中心》,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页。
(12)《杨思齐墓志》志盖“大唐故代州都督杨公之墓志”,首题“大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代州诸军事代州刺史上柱国恒农郡开国公杨君墓志铭”,2000年出土于陕西华阴,现藏于千唐志斋博物馆。
(13)《司马逸客墓志》志盖“大唐故司马府君墓志”,首题“唐故刑部侍郎鸿胪卿司马府君墓志文并序”,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现藏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学者围绕此志已发表数篇文章。如李宗俊:《〈唐司马逸客墓志〉跋》,《唐都学刊》2022年第2期,第5～11页;冯立君:《唐代首任河西节度使司马逸客墓志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第18～29页;马振颖,陈晶晶:《唐〈司马逸客墓志〉与武周、景龙间军政史实考》,载贾二强主编:《长安学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68～82页。拙文与上述诸文主旨不同。
(14)[宋]王钦若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八〇《帝王部·庆赐第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873页。
(15)刘安志认为最迟圣历元年,朝廷已设置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为首任陇右诸军大使。参见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第100页。
(16)杨思齐于“景龙元年(707)九月十二日,遘疾薨于并州阳曲之传舍,春秋六十有九”,根据卒年和寿命计算可知,杨思齐生于贞观十三年(639)。
(17)录文参见吴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08～109页;图版见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310《杨思齐墓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397页。
(18)综合来看,绝大多数府州刺史的任期是符合规定的。参见张卫东:《唐代刺史的任期与特点》,《中州学刊》2009年第4期,第163～168页。
(19)东汉贾琮为官清廉褰帷而治,赵琰、孔翊不徇私弊“发书置水”的典故。
(20)《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第1644页。
(21)《旧唐书》卷九三《娄师德传》,第2975页。
(22)《旧唐书》卷九三《娄师德传》,第2976页。
(23)宁志新提出的概念。参见宁志新:《唐朝使职若干问题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页。后收入氏著:《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编),中华书局,2005年,第96～97页。
(24)《衡守直墓志》,参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25)《旧唐书》卷九三《唐休璟传》,第2979页。
(26)《新唐书》卷一一一《唐休璟传》,第4149页。
(27)凌烟阁画像中娄师德的官衔即“纳言、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总管、陇右诸军大使、谯县子娄师德”。参见《新唐书》卷一九一《李彭传》,第5514页。
(28)“大唐武德元年,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加号持节,后加号为使持节诸军事,而实无节,但颁铜鱼符而已”,参见[唐]杜佑:《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第907～908页。唐朝都督刺史本皆例加“使持节”,实际上并无节,故习惯上不称,后渐失去持节之意涵。此次“持节”加于“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意在强调皇帝旌节。这对我们重新理解《唐会要》所载“唐永徽后,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很有帮助。
(29)《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4页。
(30)新泉军位于会州西北,属于陇右道东端。
(31)[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中》,中华书局,1960年,第1429页。
(32)《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4页。
(33)王素指出陇右诸军州大使兼统西域军政的做法本自“汉晋以来凉州刺史代理西域故事”。参见王素:《〈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4页,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与汉唐西域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史载:“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432页。其实除凉州刺史外,十六国前凉时沙州刺史也执掌西域军政,史载:“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魏书》卷九九《张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5页。
(34)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西书局,2016年,第248页。
(35)张说所撰《郭元振行状》对此有详细描述。参见[唐]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1588～1589页。
(36)有学者认为自陇右诸军大使初设起,即掌管陇右、河西及整个西域地区的军事。参见郑红翔:《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对吐蕃的军事对策》,兰州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9页。
(37)王其英主编:《武威金石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38)相关研究可参见濮仲远:《唐代凉州〈大云碑〉与首任河西节度使》,《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第23～30页;李宗俊:《〈唐司马逸客墓志〉跋》,《唐都学刊》2022年第2期,第5～11页;李宗俊:《首任河西节度使与凉州大云寺碑相关问题再考》,《西域研究》2022年第4期,第35～43页;冯立君:《唐代首任河西节度使司马逸客墓志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第18～29页;马振颖,陈晶晶:《唐〈司马逸客墓志〉与武周、景龙间军政史实考》,载贾二强主编:《长安学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68～82页。
(39)郁贤皓考证司马逸客凉州都督的任期约为神龙二年(706)至景龙四年(710)。参见氏著:《唐刺史考全编》(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22年,第459页。
(40)录文参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石集萃·墓志篇》,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21～122页。
(41)冯立君:《唐代首任河西节度使司马逸客墓志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第19页。
(42)[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九九《诗一百四十九·军旅一·征伐》,中华书局,1966年,第1525页。
(43)冯立君:《唐代首任河西节度使司马逸客墓志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第21、23、24页。
(44)《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上》,第5170页。
(45)《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上》,第6047页。
(46)此为李乂撰《夏日都门送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佺北征》诗。[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九九《诗一百四十九·军旅一·征伐》,第1525页。
(47)高宗咸亨年间,韦待价即以兰州刺史身份担任沛王李贤凉州大都督府司马。参见《旧唐书》卷七七《韦待价传》,第2672页。
(48)[唐]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第1589页。
(49)关于陇右分治,有学者从疆域扩张轨迹、西北民族关系消长等方面探讨。参见裴恒涛:《唐景云年间的陇右分治》,《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50)按照史书说法,“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参见《晋书》卷一四《地理志》,第432页。
(51)冯立君:《唐代首任河西节度使司马逸客墓志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第23～24页。
(52)积石军、河源军的位置相对明确。武始军不见史载,张说撰《甄亶神道碑》提及甄亶:“检校武始军长史”。参见[唐]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第884页。按《旧唐书》云:“狄道。汉县,属陇西郡。晋改为武始县。隋复为狄道,属兰州”,则武始军可能置在兰州狄道县。《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第1634页。
(53)《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4页。
(54)唐中宗先是听从宗楚客的建议征调郭元振回京,“元振奏称西土未宁,事资安抚,逗遛不敢归京师”,实际上有抗旨不遵之举。参见《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8页。
(55)《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8页。
(56)[唐]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第1591页。
(57)[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命吕休璟等北伐制》,中华书局,2008年,第705页。
(58)[唐]张说撰;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一八《唐故广州都督甄公碑》,第884页。
(59)《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四》,第1861～1862页。
(60)濮仲远:《唐代凉州〈大云碑〉与首任河西节度使》,《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第25页。
(61)毛阳光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三集》六七《唐故苏州刺史上柱国庐江何公(彦则)墓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第135页。
(62)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先天〇〇三《杨孝弼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44页。
(63)《旧唐书》卷一〇三《郭知运传》,第3190页。
(64)[唐]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第826页。
(65)《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四》,第1863页。
(66)《方镇表》陇右节度使领州缺载成州,当为脱漏。成州历来属于陇右道范围,也隶属于陇右节度使辖区。《唐六典》对此亦有明确记载。参见[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中华书局,1992年,第68页。
(67)《旧唐书》卷四《高宗纪》,第76页。
(68)李新贵:《唐前期陇右节度使属州整合过程研究》,《历史地理》2013年第1期,第31～32页。
(69)至少从长安二年(702)司马逸客担任兰州刺史至景云元年(710)。
(70)《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第1639页。
基本信息:
DOI：10.16363/j.cnki.xyyj.2026.01.004
中图分类号:D691;K242;K877.45
引用信息:
[1]沈传衡.新出墓志所见唐代节度使体制的陇右起源[J].西域研究,2026,No.141(01):39-52+173-174.DOI:10.16363/j.cnki.xyyj.2026.01.004.
2026-01-15
2026-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