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珂欣;
西域地区的“行像”指佛像在城中街道的巡游仪式。自三国康僧会抵达建业“设像行道”后,东晋南朝文献多次出现“行像”一词,如建康瓦官寺、建福寺中各有五佛行像、弥勒行像与普贤行像,但却并无相关仪式的记载。受聚众情况的限制、祭祀礼仪的规定,宅邸内举行斋会成为主要的方式,行像成为斋会中请佛的一个流程,空间从街衢转向宅邸,“行像”成为专用或共用、能“行”至道场的可移动式造像之名。随着“行像”南方模式的兴起,6世纪前后行像仪式分为不同侧重的“行城”和行像供养,对应“城门迎像”和“设斋请像”的仪式核心环节。在构成“集体欢腾”和“绝地天通”两种行像仪式社会化的路径中,东晋南朝士庶佛教社会及梁武帝的助推起了关键作用。
2026年01期 No.141 93-1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409K] [下载次数:128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周睿麟;
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列奇卡(Krasnaya Rechka)遗址内发现3座佛寺,第2佛寺保存有残长8米的泥塑涅槃像,是楚河流域已知唯一的大型涅槃造像。本文依据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明确涅槃造像出土情况、所属寺院形制,分析出土遗物特征、寺院营建过程及历史发展背景,认为这躯涅槃造像年代在630~719年间,受到塔里木盆地佛教涅槃造像影响。
2026年01期 No.141 106-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835K] [下载次数:72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王振宇;杨富学;
明代哈密存在着一个以普觉净修国师为核心的畏兀儿佛教僧团,惜长期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借由新近发现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普觉净修国师源自元代哈密国师,后因绝袭而转于畏兀儿拜言卜剌家族,经六传至1713年后再次绝袭。国师所驻锡之普觉寺当即今哈密白杨沟佛寺遗址,15世纪后期哈密卫部族中信奉佛教之畏兀儿和哈剌灰两部逐步内徙至河西后,正德八年(1513)建成的肃州归华寺逐步发展成为其活动中心。普觉净修国师僧团影响巨大,与明末蒙古文史籍《十善福白史册》善本的形成不无关系。
2026年01期 No.141 116-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62K] [下载次数:66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